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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刚倒下  

2015-11-28 17:32:0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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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/11/16FT中文网

11月13日,中纪委网站宣布,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违纪,正在进行组织调查。

证监会系统截止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官员接受调查,网络一片沸腾,姚刚的经历、权力等被掘地三尺,甚至有如下大字标题,“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被查,被指与境外合谋做空A股”,虽然文章具体内容似乎并不支持类似的指控。倒是被查处的贸易公司、做空机构与被整肃的大券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

证监会人事变动,已经牵涉到旧秩序的整肃,与新秩序的建立。目前调查相关人员是对清洗原证券创口部位以便手术,毒素已深,必须剜疮去毒。

到目前为止被“清洗”的人员如下:9月16日,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接受调查;8月25日,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涉嫌内幕交易、伪造公文印章,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。同月,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、伪造公文印章,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。6月23日,证监会微博刊载,证监会发行部处长李志玲被开除,其配偶违规买卖股票。2014年12月1日,中国证监会网站消息,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,正接受组织调查。回溯到2004年,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被西城区检察院带走。从上述名单看,现行发行制度本身已成为敛财机器。

某次会议上,与姚刚先生有一面之缘,他说话简洁,声音平缓没有过多感情,自带威严,不算傲慢,也没有官员惯有陈腐套话。如果没有在证监会的权利与资源,他会是个日子过得不错的企业家或者学者,家境富裕,生活体面尊严,事实上,他曾是高考状元,智商与情商不错。

多数证监会落马的官员与发行尤其是创业板发行有关。一个市场以融资为主要目标、成本可以忽略不计,上市相当于取得通向金山的钥匙,租金可想而知。创业板惹人关注,是因为创业板除了硬性财务指标外,可以在创新的名义下进行多种操作,怎么解读都不错。

王小石曾是在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,1996年左右进入证监会,2004年前后,王连凤领导的小组中从事深交所中小板筹备工作,当年11月4日,在学习期间的王小石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带走,《每日经济新闻》报道,原因有二:第一,他在2003年凤竹纺织过会的过程中售卖发审委员名单;第二,他在深圳某上市公司发可转债的过程中参与公关、介绍受贿。

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中,信息就是钱,出售发审委的名单比一些部门与企业出售客户名单,信息含量大得多。

刘书帆是姚刚的前任秘书。自2014年4月证监会内部轮岗后,担任发行部三处处长,该处主要负责创业板企业发行的法律审核工作。刘书帆供述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定增审核、获取内幕消息进行股市交易,获得贿款和股市收益上千万元。而李量此前则任职于证监会发行监管部,参与创业板发行法规规则制定及发行审核工作。至于张育军,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,在任上筹建起创业板,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。

并不奇怪,姚刚先生自2004年起升任证监会助理之后并同时兼任发行部主任,2008年其正式升任证监会副主席,负责筹备创业板。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披露,2012年分工调整,发行部和创业板部归属了姚刚分管,张育军分管基金部和机构部,这几个部门是证监会最具实权的核心部门。今年4月开始,姚刚不再分管有关发行工作,而接替他的则是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。

寻租租金有多高?从一个案例就可见端倪,上一次IPO重启,1月9日,奥赛康老股转让募集资金近32亿元,远高于新股募集金额7.84亿元,一个新规就可以平空获得32亿元。此举荒唐到激发众怒,未能成行。

不止一家媒体提及李量与姚刚等人,与令氏家族的基金有关,投资的上市公司总是能够上市,并取得高额回报。在创业板井喷的年代,令完成控制的私募基金汇金立方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汇金立方在创业板开板前一年成立,有着奇高的pre-IPO命中率。据统计,汇金立方投资过7家公司,这7家公司均快速在A股上市,其中6家都在创业板。而在此阶段,李量正就职于证监会创业板发行部。

媒体传言,姚刚与北大方正总裁李友存在北大医疗股票代持等违规行为,2015年年初,在证监会位高权重的姚刚则被认为是李友在监管层的“盟友”。《财经网》消息称,李友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,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;通过他们控制的成都华鼎公司,借钱给姚刚下属李量,用于购买北大医药2000万股股票。姚亮及李量因此获得巨额收益。

无论是李友、还是其对手郭家贵,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盘踞的一股又一股力量,这些家族的财富与权力令人瞠目结舌,如果制度不变,没有姚刚也有张刚,没有李友也有李朋。

上市可以一言万金,审批也可以一条万金,通过市场资金挪腾,巨额财富被攫取洗白。资金市场的财富转移能力是难以想像的,恐怕以百万元为单位都是不入眼的小数字。

股票市场进行的制度性改革,从审核制改为注册制,从根本上缩小权力与制度寻租空间。

11月6日,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宣布重启因股灾而停止的IPO,突出发行审核重点,调整发行监管方式,严格执行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,将审慎监管条件改为信息披露要求;2000万股以下的小盘股取消询价环节,直接上网定价;证监会将修订IPO办法,督促交易所、券商和登记公司技术改造。为了强化中介机构责任,将建立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。

取消限价、询价等措施是第一步。有关部门变相承认发行权力过度膨胀导致不可节制的腐败,希望注册制挽救原有发行体系信用。不可否认,发行发审仍然手握重权,在中国这个信用不彰的初级市场不可能彻底废除审批,我们可以预料券商与公司之间的价格勾兑,别忘记,当初正是为了抑制价格勾兑、财富掠夺才有了审批,现在取消审批,不能指望券商与公司一夜之间成为道德完人,就像官员不是道德家一样。

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化的主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比如券商为所保荐、辅导的公司负责,这一负责不能空口说白话,而是让这些市场主体拿出真金白银,只有进行财富抵押,这些公司才能感觉锥心的痛苦,重启IPO设计保荐中介机构的造假先行赔付机制就是基于这一逻辑。

另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横亘在眼前,绝大部分券商是国有企业,惩罚券商出钱对高管无影响,只是政府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的游戏,或者是政府出钱给投资者。惩罚上市公司,惩罚的是全体投资人,而对操纵者没有影响。

在财产权边界不清的市场,考虑到一切造假、一切操纵都是为了增加个人财富,因此,处罚的矛头不能对准边界不清的公司,最好是处罚受益的实际控制人,当他们因为财富而不得不背起责任的枷锁时,责任与义务才找到了对象。

人们一度神秘地议论上市公司发行关系网,神秘地磞出实权者的名字,无休止地讨论股神背后的致富贵人,这样的推测、行为逻辑,以及推测获得的证实,不仅是对正直观念的腐蚀,使多数人丧失意志同流合污,还使得机制成为财富掠夺的帮凶,建立责任与义务的根本对应机制,才能解决最大的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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